徐凝何时识白居易：一首《寄白司马》背后的年代问题

徐凝《寄白司马》的解释，最后绕不开一个年代问题：徐凝到底何时认识白居易？

如果徐凝与白居易早在元和年间已有交往，那么《寄白司马》称白居易为“江州白司马”，就可以理解为白居易正在或刚结束江州谪居时的称呼；“五年”也较容易被解释为江州前后五年。

但如果两人的面识始于长庆年间杭州，那么《寄白司马》就更像是在白居易离开江州之后，借“江州白司马”这个已经文学化的身份来写他对长安的回忆；此时“五年风景”归于长安五年，反而更通顺。

因此，这个问题不能只问“徐凝和白居易认不认识”，还要分清三层：

是否闻名
是否诗文相闻
是否见面相识

唐代文人交往里，这三层并不总是同时发生。

一

关于徐凝与白居易相识，最常被引的一条材料，是范摅《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

这段故事说，白居易到钱塘后寻访牡丹。开元寺僧惠澄从京师得牡丹栽种，徐凝自富春来，尚未见过白居易，先题诗于寺。白居易后来到寺看花，见诗后命徐凝同醉而归。随后张祜也到杭州，与徐凝争解元，白居易最终以徐凝为首。

其中最关键的话是：

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

这句话若照字面理解，似乎说明徐凝初到杭州时，尚未面识白居易。若再把这次杭州牡丹之会视为二人初识，那么《寄白司马》就不宜放在元和江州时期。

但这里的“未识白公”也有一个限度：它至少能说明“未曾面识”，却不必然说明“此前完全没有读过白诗、听过白名，或没有诗文往还”。唐人说“识”，常可指见面相识；文人之间先闻名、先见诗、先寄诗，后来才见面，并不罕见。

二

唐代确有“未面而诗交”的明确例子。

齐己《寄李洞秀才》末句说：

相思未相识，闻在蜀中吟。

题目是“寄”，句中又明说“未相识”。这说明诗人完全可以在未曾面识对方的情况下，因为闻其诗名、知其踪迹而寄诗相思。

孟郊《寄洺州李大夫》也说：

诗叟未相识，竹儿争见君。

这类材料至少提醒我们：唐代“寄诗”不以面识为必要前提。所谓“未识”，未必排除闻名、读诗、寄赠、神交。

放回徐凝与白居易，《云溪友议》中的“未识白公”即使可信，也只能稳稳说明杭州开元寺题牡丹诗之前，徐凝尚未与白居易见面。它不能单独排除另一种可能：徐凝此前已经读过白居易作品，甚至已经向白居易寄过诗。

三

程千帆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正是从《寄白司马》反推《云溪友议》的可靠性。

他指出，白居易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元和十三年冬除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春离江州，在江州“首尾五年”。徐凝《寄白司马》称“江州白司马”，又有“五年风景忆长安”之句，所以他倾向于把这首诗放在江州时段附近，并据此质疑《云溪友议》安排的杭州初识故事。

这个判断有力量。因为如果《寄白司马》确作于白居易江州司马任上，那么徐凝至少在元和十年至十四年之间，已经能以诗寄白居易；这样，《云溪友议》所谓“未识白公”就很难再解释为“完全不相知”，最多只能解释为“尚未见面”。

但这个判断也有一个风险：它很依赖《寄白司马》本身的年代解释。若先把“江州白司马”理解为当时官称，把“五年”理解为江州年数，就会得出徐凝元和时期已与白居易相知；再用这个结论去证明《寄白司马》必作于元和时期，论证容易形成回环。

所以，程说可以作为强假设，但仍需要更多独立证据支撑。

四

现存材料中，能够明确证明二人后来相识、且关系不浅的，是白居易《凭李睦州访徐凝山人》：

郡守轻诗客，乡人薄钓翁。 解怜徐处士，唯有李郎中。

题下注明“凝即睦州之民也”。这首诗说明，在后来的某个阶段，白居易已把徐凝视为值得怜惜、值得转托地方长官照看的“徐处士”。这不是泛泛闻名，而是明确的人际关系。

但这首诗本身解决不了“元和已识还是长庆后识”。它只能证明：至迟在白居易写此诗时，他与徐凝已经相知；至于这种相知始于江州、杭州，还是杭州之后，还要回到《寄白司马》和《云溪友议》的互证中判断。

五

于是可以列出三种可能。

第一种：徐凝与白居易元和年间已经相识或诗文相闻。

这样，《寄白司马》中的“江州白司马”就是当时或近时称呼，“五年”也可以按程千帆所说，联系白居易江州前后五年。这个解释的最大优点，是第三句落得实，人物身份与时地一致。

第二种：徐凝与白居易杭州之前未曾面识，但已闻名或诗交。

这能同时容纳《云溪友议》的“未识白公”和《寄白司马》的存在。所谓“未识”指未见其人，而不是不知其名、不读其诗、不曾寄诗。唐代未面而寄诗的例子，使这种可能在交往习惯上并不突兀。

第三种：徐凝与白居易确在杭州始面识，《寄白司马》作于此后。

这时“江州白司马”就不是现任官称，而是文学身份。白居易因《琵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一类名句，早已形成“江州司马”的诗歌形象：长安旧人，谪居江州，听琵琶而自伤。徐凝称“江州白司马”，未必是在按官职簿册称呼，而是在召唤这个文学化身份。

如果采用第三种解释，那么“五年风景”归长安就更顺：徐凝不是在纪年白居易江州生活，而是在用“江州白司马”这个身份，反衬他对长安五年翰林、侍臣生活的回忆。

六

哪一种可能性更大？

如果只看外部年代，程千帆的江州说有吸引力。它能解释为什么诗中称“江州白司马”，也能把“五年”放入白居易被贬江州的时间框架中。

但如果严格区分证据层级，目前能独立坐实的材料，是《云溪友议》所叙杭州牡丹会，以及白居易后来确有诗关怀徐凝。至于元和年间二人已经面识，主要还是从《寄白司马》反推，并缺少更直接的旁证。

因此，较稳妥的判断是：

徐凝与白居易元和年间已有诗文相闻，是可能的；但若说二人当时已面识，还需要更强证据。

这个判断会影响《寄白司马》的解释。若能证明元和早识，“江州五年”说就会明显增强；若不能证明，诗内结构便更支持“江州白司马”为文学身份，“五年风景”为长安五年。

也就是说，关于《寄白司马》，最稳的次序应是：

先定“争遣”为“怎教”
再看“五年风景”的诗内归属
最后再用交游年代校正解释

不能反过来，先假定徐凝元和已识白居易，再把所有字句都压向江州五年。这样会让年代假设控制诗句本身。

七

综合来看，《寄白司马》最有解释力的读法，仍然是：

徐凝借“江州白司马”这个谪居身份，写白居易对长安五年风景的回忆。

但这个读法并不要求否认程千帆的问题意识。相反，程说提醒我们：“江州白司马”绝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忽略的称呼。它要么指向白居易实际的江州时段，要么指向《琵琶行》之后形成的文学身份。无论哪一种，它都不是普通官称，而是这首诗情感张力的支点。

真正需要避免的，是把“未识白公”读得太死。唐代诗人可以未面而相思，可以先见诗而后见人，也可以因诗名而投赠。徐凝与白居易之间，完全可能存在一个介于“陌生人”和“面交好友”之间的状态：未曾面识，却已诗文相闻。

这个中间状态一旦被承认，《寄白司马》的年代问题就不必非黑即白。它可以继续开放；而诗句本身，则仍应先按自己的结构说话。

八

但这里还要再细分一层。因为“五年”若指江州五年，徐凝与白居易的相识时间就会变得很关键。

如果徐凝确在元和年间已经认识白居易，或至少已经与白居易诗文相闻，那么“争遣江州白司马，五年风景忆长安”就可以很自然地贴近白居易的江州时段。白居易元和十年贬江州，元和十四年春离江州，首尾可称五年；徐凝此时寄诗，称其“江州白司马”，在称谓和纪年上都有现实落点。

但如果徐凝与白居易的第一次有效交往只能落实到长庆二年以后，也就是白居易杭州任上，那么“五年”指江州五年的解释就会遇到一个内在困难：徐凝为何要在多年之后，专门用“江州五年”来纪白居易的旧谪居？这不是绝对不能解释，却需要更多补充条件。例如，徐凝必须有意回溯白居易最著名的贬谪身份；或者这首诗本来就是借《琵琶行》中的“江州司马”形象发端，而不是在做严格纪年。

因此，问题不能只问“五年到底是哪五年”，还要问：

徐凝作诗时，白居易的“江州司马”身份是现实身份，还是文学身份？
徐凝所谓“五年”，是就白居易当下处境纪年，还是就白居易旧日长安经验命名？

这两个问题相互牵动。

若“江州白司马”是现实身份，“五年”归江州就更有力；若“江州白司马”是文学身份，“五年风景”归长安就更顺。也就是说，程千帆的解释真正强的地方，不只是“五年”数字相合，而是它把第三句和第四句都放进元和江州的现实语境里。相应地，长安五年说真正强的地方，也不只是白居易自称“五年职翰林”，而是它把“江州白司马”和“五年风景”分别看成两个压缩意象：前者压缩贬谪身份，后者压缩长安旧梦。

九

为了避免循环论证，最好把证据分成三层。

第一层，是外部材料。它包括《云溪友议》“未识白公”的叙事、白居易《凭李睦州访徐凝山人》的托访诗，以及其他能说明徐凝、白居易交往时间的材料。这一层材料的优点，是不依赖《寄白司马》的句内解释；缺点是现存材料不够直接。

第二层，是诗内结构。它包括“争遣”的语法、“江州白司马”的称谓作用、“五年风景”的连属关系，以及前二句长安牡丹盛景与后二句江州回忆之间的空间转换。这一层材料能说明哪一种读法更顺，但不能单独坐实作诗年代。

第三层，是白居易文学形象的传播。若《琵琶行》及“江州司马青衫湿”已经使“江州司马”成为白居易的标志性形象，那么徐凝即使在白居易离江州之后称他为“江州白司马”，也并不奇怪。这一层材料能够解释旧称为何仍被使用，但也不能因此直接证明《寄白司马》必定晚出。

这三层要互相校验，不能互相代替。尤其不能这样推：

因为“五年”是江州五年，所以徐凝元和已识白居易；
因为徐凝元和已识白居易，所以“五年”必是江州五年。

这个推法的问题，不在结论一定错误，而在论证闭合得太快。若要把“五年”确认为江州五年，最好另有独立证据证明徐凝在元和十年至十四年之间已经与白居易发生交往，例如同时期诗题、诗序、书信、他人记载，或白居易集中可系年的唱和材料。没有这些材料时，江州五年说仍是强假设，而不是已被锁死的结论。

同理，长安五年说也不能只凭白居易自称“五年职翰林”就结束讨论。它还必须解释为什么诗中要称“江州白司马”。较有力的解释，是把这个称呼看成《琵琶行》之后已经高度凝缩的文学身份：白居易不是普通司马，而是那个“去年辞帝京”、在江州听琵琶而感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白司马。这样，“江州白司马”与“五年风景忆长安”之间不是纪年重复，而是身份与记忆的叠合。

十

一个更稳妥的交游模型，可能不是“元和已面识”和“长庆始相识”二选一，而是分阶段：

闻名
读诗
诗文相闻
寄赠
面识
后来托访

徐凝作为中唐诗人，很可能早已听闻白居易其人其诗；白居易在元和以后名动天下，《琵琶行》一类作品又极易流布。徐凝即使没有见过白居易，也完全可能先通过作品认识“江州白司马”这个形象。唐代“未相识而寄诗”的例子，说明这种状态在文人交往中并不突兀。

这样，《云溪友议》的“未识白公”就未必与《寄白司马》冲突。它可以解释为：

杭州牡丹会以前，徐凝尚未面见白居易；
但这不排除他此前已知白居易、读白诗，甚至曾经寄诗。

如果将来能找到更多材料证明徐凝元和年间已经与白居易诗交，那么程千帆的江州五年说会明显增强。因为那时“江州白司马”就不只是文学身份，而可能贴近白居易的现实处境；“五年”也更容易与江州首尾五年扣合。

但在目前证据下，诗内结构仍更倾向于另一种读法：

“江州白司马”召唤白居易的沦落身份；
“五年风景”召唤白居易的长安旧日；
“争遣”表达徐凝对这种错位处境的反诘。

这不是否定程千帆，而是把程说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它是一条能解释年代和称谓的强路径；只是若缺少独立旁证，就不宜压倒诗句自身最自然的结构关系。

参考

• 范摅《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见维基文库《雲溪友議/卷中》。

• 程千帆《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见澎湃新闻。

• 白居易《琵琶行》，见维基文库《琵琶引》。

• 齐己《寄李洞秀才》，见古文岛。

• 孟郊《寄洺州李大夫》，见每日诗词。

• 白居易《凭李睦州访徐凝山人》，见维基文库。

• 关于“争遣”的词义问题，见《“争遣”不是“排遣”：徐凝〈寄白司马〉的一个词义问题》。

• 关于“五年风景”的诗内结构，见《“五年风景”究竟在哪里：重读徐凝〈寄白司马〉》。